《兰大秦缘》创刊号怀胎三月，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，问世之季，作为《兰大秦缘》的主要负责人，感慨颇深。
自2019年4月受秘书长委托以来，说不上夙兴夜寐，但也时常思绪萦怀，辗转难眠，虽说我负责统筹和编辑过的各种内刊已超百册，虽说校友会内刊的结构大纲和执行大纲已定，但从哪些方向去采访，要展示、展现、体现什么，要以什么样的一种思想将全刊内容组织起来，却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大难题。
后来，我想到了两个字——有用，即“以价值传播思想，以思想引领价值”。
这种有用，不是纯利益导向，而是“埏埴以为器，当其无，有器之用”；不是空话套话虚话，而是白岩松所说，“没用的东西是贵的东西”；不是拿到了内刊后就如古董一般珍藏起来或顺手一翻后便束之高阁，而是除了兰大人共有的美好回忆外，还能从文字中汲取一些成长的营养，一些对生活的启发，总之，我想尝试着为校友带去点去什么，诉说点什么。
历史回溯，1909年，甘肃法政学堂建立，贫穷落后、民智不达的甘肃有了现代文明之光；山河破碎的抗战岁月，兰大人心系华夏，以身报国，谱写了一曲曲时代的战歌，书写了一幅幅华丽的诗篇；抗战胜利后，辛树织校长甄选师资，广购图书，盛置仪器，辛辛苦苦，独树一帜，不断拓荒兰大，发展兰大；江隆基校长尊师重教，广聚英才，奠定了兰大的发展基石。基于此，一代代兰大人奋发图强，为祖国开发西北、建设西北做出了的贡献。
不忘校史，就是不忘兰大人艰苦奋斗，自强不息的坚毅与隐忍；就是不忘师之教、常念校友情的感激与深恩，或许，《兰大秦缘》只是兰大在陕校友会的一个微小的平台，但却要尽全力诉说每个兰大人的底色：独有的荒凉教会我们抵得住诱惑，守得住寂寞，艰苦的条件让我们更加自强不息，独树一帜，地域的偏僻让我们更加努力奋斗，勤学务实，我想，一切看似不友好的外在条件，恰恰点缀了兰大人的精神风骨，内化了兰大人的人格修养，而每一个兰大人，都将带着这些基因出走一生，奋斗一生，正如吴奕忻师妹分享的某校友的一句话：“四年前，一个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姑娘一脚踩进西北的漫漫黄沙，她以为这是一次放逐，而今回望始知，它是一场成全”。
无论何时何地，“兰大”这个见证我们成长与进步、欢乐与泪水、得到与失去的地方，“兰大人”这个我们共同拥有的名字，都如生命之水般滋养着、侵润着、敞开怀抱等待着、生生不息期许着每一个兰大人。枫叶红时，你可曾想起那些在兰大的岁月？
依稀记得，大一军训时，有一位看起来像老师的长者朝我摆摆手，点点头，微微笑，但当我后来知道他是兰大校长周绪红时，原本一次再正常不过的偶遇，却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，也或许正是这倍感温馨的一刻，让我后来明白了兰大人的谦虚；
依稀记得，在《突厥史》选修课上，一位衣着多补丁、鞋漏大拇指、面色常温良的“农民”突然闯入教室，惊诧过后才知，原来这就是吴景山老师。课后当他看到我的笔记和曾写过的一些作品时对我鼓励有加，随后便将构思数月、删减数十次却迟迟无法定稿的《怀念赵俪生先生》一文交由我修改和点评。吴老师是赵俪生先生的学生，而赵俪生先生是史学泰斗，是兰大的精神所在，我一个学识浅陋的学生焉能枉置评论，可吴老师不但鼓励我尝试，还采纳了我的很多想法和建议，这让我后来对文字工作饱含信心；吴老师还经常劝我读硕士和博士，以期在未来成为大学老师，因为大学老师有学术和思想上的自由，虽然我并未按老师的期望去继续自己的学业，但这份关怀却使我每每想起时情不能自已。我想，是吴景山老师，让我懂得了兰大人的接地气。
依稀记得，班主任朱慈恩老师的敦敦教诲——“大学对于你们而言很关键，一定要抓紧，要努力学习”；记得乔健老师的气愤——“我没想到兰大竟有这样混账的学生，毫无礼貌直呼校车师傅为司机”；记得同班同学史招的那句笑话——“吃自助的境界，是扶着墙进去，扶着墙出来”；记得大家酒后组队为舍友张乃炜去女生宿舍楼下表白——“杨X，我爱你”；记得同窗好友成志军的肺腑之言——有啥事你说出来，别憋在心里一个人难受；记得曾在校园邂逅的美好的爱情——校车排队排出牵手的浪漫，操场跑道镶嵌漫步的身影，校园食堂满怀三餐的陪伴，图书馆里存留对视的深情，萃英山上饱含爱情的丝语；记得……
太多的回忆无法一一倾诉，太多的美好无法一一言说，珍藏的，当，期待的，再相遇，希望《兰大秦缘》的“有用”能为校友带去哪怕微不足道的帮助和启发，希望每一个兰大人都能不负兰大，不负青春，不负所学，愿所有在陕兰大校友都能常在一起话家常，诉情谊，谋商机，述梦想，也祝愿每一位兰大人都事业有成，健康安宁。
是为序！